毛主席这位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领袖，他到底掌握了哪些知识呢？一位亲身经历者给我们揭示了答案。
她就是那个陪同毛主席侍读整整124天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芦荻。
1975年5月的清晨，49岁的芦荻毫无警觉地被一辆黑色轿车从北大西门接走，送往了中南海。
芦荻一推门走进菊香书屋时，82岁的毛主席正靠在沙发上，翻着《刘禹锡集》。
这段特别的师生情，就在一个难度挺大的问题中悄然开始了。
毛主席指着那句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，忽然问道：“你们觉得这‘帆’和‘沉舟’到底代表着啥意思？”
还没等芦荻从文学的角度一次性分析清楚，毛主席自己就接着说了：“沉舟代表的就是旧制度，而千帆则象征着人民。要是诗人没有意识到这层深意，只是单纯描写景物，那这首诗就没有灵魂了。”
这种直截了当的交流方式，逐渐成为之后124天侍读期间的普遍习惯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芦荻亲眼见识到毛主席那不同寻常的读书方式。虽然当时毛主席的视力已经很差，但他的思路却特别敏捷。
有次，芦荻带着《资治通鉴》第三册，随口提到唐肃宗奔蜀的事，毛主席立马引用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里的记载，还说司马光写这事儿太过散漫了。
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毛主席随意一提，说自己已经反复看过《资治通鉴》整整17遍，还说“每看一遍都在找漏洞”。
最让芦荻感到震撼的，还是毛主席那20本用旧报纸仔细糊粘的读书笔记。
这些被毛主席叫做毛边册的笔记本，上面天头地脚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批注：蓝色铅笔标明典故的出处，红色圆珠笔评价制度的得失，黑色钢笔则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写下此论甚陋司马光是书生之见这样的犀利评论。
光是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批注，就写了不少于四万字，差不多是四篇博士论文那么多。
毛主席的白内障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从1975年8月起，改用了听读的方式，不再靠自己看书，而是靠别人读给他听。
每天午后，芦荻都会准时到书屋为毛主席读书，讲述古籍。在这期间，发生了一件让她记忆深刻的事情：当她在读《左传》里“晋文公使士会为正卿”这段时，把“卿”字读成了普通话的发音。
毛主席马上指出：“这地方应念 qīng，官名的读音可是有固定标准的。”
事后，芦荻翻查《经典释文》《广韵》等古籍，确认了自己的错误。等她读书慢一点时，毛主席会站起来，把庾信的《枯树赋》完整背出来，四百多字一气呵成，还语重心长地提醒她：“攻书要坚持到底，不动笔不读书。”
边研究史籍，毛主席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别具一格。
在谈到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他不拘泥于一般的爱情故事模式，而是更多地关注里面的制度安排和人物的性格刻画。
在“尤二姐投井”这回里，他写道：“贾琏掉的泪，主要是怕惹麻烦，跟真心悲伤没啥关系；贾政流的泪，是觉得无能为力，不是真心在哀悼。男人流泪这事，首先要搞清楚他们的动机。”
他跟芦荻说：“要是文艺作品光让人流泪，那它就没啥用，得让人在哭完之后，还知道该怎么往前走。”
这种带着疑问去学习的做事方式，在1975年9月6日的最后一课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那会儿，毛主席让芦荻同时看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和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，突然就抛出个问题：“你觉得哪个书里的观点比较靠谱？”
芦荻一时不知道怎么接，他就轻轻敲了敲自己的笔记本，说：“对历史的研究没绝对的真理，只有它本身的逻辑性。得学会对任何权威都要怀疑，找到它站不住脚的地方，再去努力找到它可能成立的理由。”
令人唏嘘的是，毛主席的学问不仅仅局限于经典书籍的研习，还深深融入到他对日常生活点滴的观察中。
1976年6月，北京正遇炎夏，毛主席指着窗外槐树上的灰喜鹊对芦荻说道：“别吓着它们啊，一草一木，一禽一兽，都有它们存在的道理。”
这段话平平凡凡，却在芦荻心里种下了个种子，后来也变成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精神的源泉。
毛主席去世之后，芦荻花了整整十年时间，将侍读的笔记整理成六十多万字。
她在《和毛主席谈历史与古代文学》的扉页上写道：“我所记录的，不过是主席学问之海的一朵浪花。”这句话实际上暗示着，真正的学问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积，而更像毛主席那样，把古今中外的智慧变成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别视角。
2015年，已经85岁高龄的芦荻，把14册毛主席亲手批注的线装书捐给了国家图书馆。
那句“它们不属于我，而属于所有想知道‘何以中国’的后人”，放在捐赠函上，真是对毛主席读书精神最贴切的传承。
她经常提醒学生，不要把毛主席当成“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”，他给后人的最大财富不是现成的答案，而是“敢于发问、善于比较、勇于实践”的学习方式。
回想毛主席对诗词注释的看法，真是能让人一窥他的学问之路。
1963年，他在《毛主席诗词》的注释本上写下“诗不宜注”的批语，觉得太多的注解会把诗的灵气抽干。真正的学问，可能就得像他所希望的那样，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，让不同年代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新的启迪。
要提的一点是，毛主席的知识观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。
早在1963年审定《毛主席诗词》注释本的时候，他就在封面用铅笔写了“诗不宜注”的批语，还补充说：“诗一旦写了注解，就变成了标本，钉在纸板上，飞不起来了。我的诗词得让读者自己去体会，悟出多少算多少。”
这种重视让读者自己去领会的态度，在1973年准备《毛主席诗词》英译本的时候，又一次展现出来。
当时毛主席明确提出“翻译可以，注释不行”，只在天文、地理等关键地方亲自录制了32条说明，总字数超过1900字，其他的注释都一概撤掉了。
从现代教育学的角度来看，毛主席的读书方式或许蕴藏着挺深的学习理论。他强调“没写没画不看书”，重视在阅读时进行批判性思考，这样的学习方法即使放在当今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
芦荻在之后的教学实践中，将毛主席的读书技巧总结为三个关键点：带着疑问去读、比较各种不同的说法、专门挑毛病找漏洞。
她觉得，毛主席的丰富知识可不是靠死记硬背堆出来的，而是得益于这种科学的读书方式。
尤其得提的是，毛主席把读书和实际观察结合得非常紧密，这种独特的看法真是让人印象深刻。
在1976年那个火热的六月，他对芦荻说的那句“草一株一叶，一鸟一兽，都有自己的性命”，不仅展现了对生命的尊重，也反映出他将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生活结合得很好。
也许正是这种思维方式，才让毛主席能把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变成改造现实的有力工具。
从更宽广的角度看，也许毛主席的学问观念，正是折射出中国古代文化里那句“经世致用”的核心思想。
